「向權力說真話」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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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政策分析取向的歷史回顧，指出了政治的科學化導向了科學知識本身的政治化的過程，意味著「向權力說真話」的科學家專業要求，將轉向更為論證性的政策分析取徑，與政治一同Make sens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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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一段時間，科學理性彷彿成了人們對於眾多集體問題的首選藥物。作為啟蒙的繼承人，科學家將其生產的大量科學知識，視為人們追求幸福以及社會進步的動力。然而兩次大戰之後，納粹、核武競賽、生態危機乃至於「科學的共產主義」，動搖了人們對於科技理性的不疑信念，甚至導致一些基本教義派以及新部落主義者的「反理性憤怒」。同時，後現代主義者也將這些科學、理性與一致性的宣稱，視為排他的、壓抑性的、技術性與不民主的。

然而實際上，我們寧願將這些現代－後現代的區分，改視作一個科學理性的改良版本。首先，隨著實徵－分析性科學理性信念的動搖，Habermas對於知識取向的三種分類，提供了我們對於知識，以及科學理性的擴充認識，其將人類知識取向區分為實證性、詮釋性以及批判性，並同時確認其對於人類知識發展的平衡重要地位。此外，科學知識可能有誤的普遍認知，意味著當前的知識可能被更新，理性的開放性假定了科學家鑲嵌進入對話和行動的社會脈絡之中，從試誤學習(try and error)中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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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科學被認為是一門政策(中)的知識生產與應用。一般很輕易地將兩者連結：只要有愈多愈好的政策的知識，就愈容易運用政策中的知識。這樣的互賴性將透過政策科學家最大化的理性判斷來達成，因此他們被要求具備兩種能力：(1)為了要運用最好的政策知識，他們要能調和不同學科的知識；(2)為了要最適化政策的科學以及政策中的科學的互賴性，他們要能調和科學以及政治。
在這個揭示下，政策科學與政治的關係，即是民主與實用，透過專家與公眾意見之間的對話來達成。政策科學不該被視為構成政治中啟蒙行政的技術性策略，也不該是為政治服務的社會科技，而是一種維護民主與人類尊嚴的政治策略；政治是一種誠懇的辯論，而不是利用公民的忽視和不完整的知識來進行的衝突管理。因此，政治與政策科學的目標不在於透過認知優位的科學知識來取代政治偏見或常識，而在於將其系統化與復興。

然而實情則是，政策科學在具體實踐中高度的技術性，透過科學形式的應用知識，做出歸因以及經由科學邏輯產出關於決策過程的Know-how。因此，政策科學家不能偏頗任何政治行動者，他們的要務在於提供客觀中立的知識，成為政客、公務員以及一般公眾在意識形態的寰宇中的指引羅盤。這使得其在學院中建制的過程中，即是受到實際政治情境強烈需求而大量出現。

如果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這些政策分析可以被區分為三類，包括分析性、新實證主義以及批判理性主義。分析性的政策分析透過科學邏輯，形成許多諸如成本效益分析等分析工具來進行，而其常被批評缺乏政治實在論，以及程序中立的政治偏誤假設等。新實證主義的政策分析試圖透過因果判斷，建立人類行為的基本準則進行政策分析，然而卻無視於人類的學習能力，等於是自行摧毀政策賴以依據的因果通則。批判理性主義的政策分析，雖然同樣宣稱其優越的因果知識，不過對於如何從真實世界中獲得這些知識卻有著與新實證主義不同的方式。這個觀點認為，透過假設以及實驗之間比對的試誤學習過程，方能獲得知識的進展。雖然一般與科學知識相同，然而科學知識是比較有效率的策略。對應到政策上，政策內容便是假設，而其實施便是種社會實驗，因此政策分析者要盡力維護實驗過程的客觀性與條件的穩定。然而，社會並非不變的，而人們更不是物體般的對於政策的實施毫無反應，同時社會理論不易透過實驗資料來否證，因為這些資料的詮釋需要透過社會科學家以及其他的政策改革者的假設、參考架構和意識形態來進行。

直到1980年代，政策科學的得分停了下來。人們意識到研究者的假設、理論以及變項的選擇將很大程度的影響其獲得的答案。因此「後實證主義的轉向」在此時出現，承認了詮釋性以及批判性取徑在其知識積累中的位置。在後實證的轉向中，出現了四種潮流：相對主義、批判性、論爭性以及參與式的政策分析。相對主義的取向，重視詮釋性的知識，然而這個非批判性的詮釋論者取徑很容易落入一種相對主義。批判取向在檢討的是如果不同群體即帶有各自的政治架構，公民是否能從政治互動中學習，以及共識形成的問題。如果從Habermas溝通倫理觀點來看，政策分析家的任務即是維繫共識形成的溝通倫理：真誠、考量情境、有意向的以及意願性的參與，以此追求公共辯論和政治溝通的品質。但是這種討論集體決策的取徑招致兩個主要的批評：所有的政治系統都需要有一套處理無法透過辯論排解衝突的程序，這受到其漠視；此外常落入一種反專家的傾向，因此無法達成反思與學習，同時，批判取向儘管重視公民聲音，事實上很容易過度看重或低估一般公民的異質性。第三種為論爭性的政策分析，其指出政策實踐是經由不同的思考風格、詮釋架構、競爭性的政治信仰系統、意識形態、專業典範、世界觀等，因此政策分析家的任務需要找出框架反省與框架批判的區別，是一種詮釋論與批判論的混合，其重視的是不強加任何一套政治和分析的框架，認為分析須在反省、行動和政治鬥爭過程來結構化問題。政策分析與設計應該不是對立的，而是形成良性的互動關係。參與式的政策分析本身即是高度異質性，不過其主要的核心在於透過一系列的參與式分析的程序，提供一般公民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認為參與式民主作為唯一理性的形式，透過公民共識會議等方式來進行，納入公民的一般性知識，政策科學家指扮演政策建議的角色。而其最主要的批評，質疑參與公民參與能否實質造成政策品質的改善。更為根本的批判接迎向「參與式民主」本身，認為其無法有如同選舉和大規模民調的代表性。這使得政策科學與分析陷入了兩難－參與式民主與啟蒙形式決策。

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政策分析取向的歷史回顧，指出了政治的科學化導向了科學知識本身的政治化的過程，意味著「向權力說真話」的科學家專業要求，將轉向更為論證性的政策分析取徑，與政治一同Make sense together。

參考資料:Hopper, Robert (1999). Policy analysis, science and politics: fro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to “making sense together.” I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6(3):201-210.